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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家事糾紛調解理論與技巧專題培訓及研討會綜述

日期:2018-05-11    作者:辦公室    來源:安徽省律師協會    閱讀次數:    保護視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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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7日下午,安徽省、合肥市律協婚姻家庭法律專業委員會與合肥市婦聯共同舉辦了“家事調解研討會”,會議由安徽省律協婚家委主任曹冬梅主持。邀請嘉賓有:鄔欣言心理學博士、省高級人民法院、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及各級人民法院一庭、未審庭法官、合肥市婦聯、合肥市司法局基層工作處等部門嘉賓;參會人員還有安徽省、合肥市婚姻家庭法律專業委員會全體委員、及自愿參加的律師、婦聯干部等共計200余人參加了會議。


與會代表從上午的“家事調解理論與技巧”專題講座內容進行互動交流發言,結合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安徽省司法廳《關于開展律師調解工作的實施意見》,對家事糾紛調解現狀、類型、方式及司法確認等問題展開深入討論。


一、“家事糾紛調解理論與技巧”互動交流。

安徽省律協婚家委副主任薛平提問:律師在辦案過程中,當事人采取過激方式,來逼迫對方,該如何應對?

鄔欣言博士認為:當事人的舉動可以理解,情緒激動,但是當事人沒有預見她的行為能帶來什么結果。作為律師要教會當事人來應對,應該怎么做。我們要花時間去溝通,給當事人一個機會,給當事人以安撫和陪伴。在離婚案件中,心理學知識很重要,我們要做一個陪伴者,律師不能提供很深的心理學知識,但是要有一個簡單的認知和運用。調解員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調解者在這個服務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有時候需要是一個教育者,教會他們怎么談判,怎么面對未來。

安徽省婚家委副主任孫躍禮提問:請教老師如何與當事人建立信任感的經驗?

鄔欣言博士認為:首先要建立信任感。舉例說明:只有一把調解員的椅子,有一方當事人坐了這個椅子,后對方當事人做了一把塑料椅子,后來這個當事人各種不配合。當事人會對調解員有敏感和警惕。我們在基層接待信訪人員,弱勢一方懷疑一切。我們基層做調解員,辦公環境簡陋,給予當事人關懷與情感支持,建立信任關系也沒有那么難。不同于心理咨詢、律師,調解當事人尤其是弱勢方會選擇、信任。調解員應高更加注意稱呼、用詞、舉手投足細節,爭取公平公正,建立信任感。

二、家事糾紛調解專家意見綜述

與會專家學者就家事糾紛調解類型、家事糾紛調解現狀、家事糾紛調解的方法論與實踐探索、法律+心理家事糾紛調解創新模式及家事糾紛調解協議的效力認定共五個議題展開深入的討論。

(一)省、市、區各級法院庭長介紹了各級法院在訴訟中的司法調解以及家事審判改革中的訴前調解的現狀。


安徽省高院民一庭庭長鮑冬梅介發言:

關于調解糾紛的類型:人民調解是最近幾年發展起來的,現在的人民調解,無論是司法所的還是村委會、街道的調解組織,以及專業機構如道交調解、訴訟服務中心的調解、馬鞍山花山法院的道交調解,很多是法院、檢察院、司法的返聘老干部,他們在調解時的角色類似于人民陪審員的角色。我們身份不同,關注點會不同,有時候能引起共鳴,但是有時候作用小。大調解的建立,對法院壓力確實減輕不少。          

關于家事調解審判方式改革:目前法院是給予冷靜期,糾紛擱置。律師參與調解,如果有合法的調解協議書,法院應該予以確認。

針對法院在審理中存在的爭議提出的思考:

一是如果雙方離婚無異議,身份關系不予審查,只審核子女、財產,但是現在最高法認為順應時代要求嚴肅家風,也要對身份關系審核,這種規定和做法必然并不合法;

二是涉及到家暴的案件是否適用調解還在爭議;

三是調解方法上法院可以設立調解工作站邀請律師作為人民調解員的身份,不以律師身份參與調解,這樣可以做到優勢互補。


合肥市中院調研員、民一庭法院張潔認為:無論是人民調解還是司法調解,調解員都要要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才能取得信任。呼吁社會更加關注調解,有利于糾紛的化解。


廬陽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蔣子鈺認為:調解方法建議采用背靠背調解(穿梭式調解),隔離當事人避免沖突更利于溝通。在處理家事案件包括離婚案件、繼承案件,也要考慮孩子還有家人的感情。作為法官希望能跟律師很好的互動。調解也要以基本的判決結果為基礎,避免雙方目標差太大,事后造成隱患。


瑤海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趙先娥認為:基層法院家事審判任務非常重,調解的結果比判決的社會效果好。夫妻矛盾對孩子造成傷害太大,調解過程中還要關注子女的身心健康。爭議聚焦在子女撫養、財產分割。一般判決慣例是子女超過3周歲的男孩通常是男方撫養,女孩原則是女方撫養。


包河區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邱成霞認為:家事糾紛起訴到法院后先行調解兩次,再行立案,包河法院婚姻案件70%的調解率。婚姻家事糾紛調解協議書司法確認在不涉及身份關系只規范財產問題的可以司法確認。法官希望更多律師參與調解,并且呼吁政府給予補貼。強調各機構互相聯動,讓調解工作銜接有序,避免重復調解。

(二)律師委員分享辦案過程中運用法律+心理模式協助法院調解的經驗并針對律師調解模式、調解協議效力、司法確認等問題展開討論。


律師認為:律師參與訴前調解應當防止調解流于形式,防止調解綁架,厘清調解終結的界限。


薛平律師認為:法官在法律知識等各方面都更加專業。希望在調解方式作出更多創新。目前法律法規對婚外情和家暴標準過高,期待法律的進一步完善。


郭強律師認為:離婚案件調解應當多傾聽,不僅聽當事人說,還有當事人的父母。要抓住婚姻家事案件的要點,多與法官溝通,明確案件背景。認為法院調解室的設置規范,有利于調解的儀式感。


張鵬律師認為:第一,律師如果能參與訴前調解,有利于案件的調解,建議法院引入律師調解,本人帶頭參加調解工作。第二,我們律師在案件調解過程中應合理降低當事人的期望值,才能促成調解。第三,法院的調解中有的允許直接立案,調解成功后直接由法院出調解書。還有的要求必須訴前調解,但是結案后出具的是調解協議,而不是調解書。不具有可強制執行的法律文書效力。因此還需要將案件轉立案,才能達成調解的效果。


孫躍禮律師認為:家事調解可以減輕法官的負擔,律師可以幫助法官處理案件。處理家事調解的一個痛點是司法確認,希望省高院的法官可以關注。

(三)合肥市司法局基層工作處長、合肥市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周少華就人民調解的現狀、律師參與調解的改革及前景以及醫患糾紛專業調解的現狀進行了詳細分析。


第一、合肥市市人民調解員在社會中發揮極大的作用,人民調解的質量和數量都很好,也是人民群眾所需要的。基本做到人民調解全覆蓋,其特色是行業調解委員會或者專業性調解組織,在各個法院成立了訴前調解對接機制。今年物業糾紛調解也作為新的市級試點。但是可能由于調解員的專業性及體制運行上的不完善讓人們對人民調解的認識不是很準確。

第二,強調律師參與調解的試點是司法部的一項重要改革,律師調解區別與人民調解。律師參與調解形成的調解協議人民法院應當進行司法確認。律師試點調解模式,在公共法律服務中心、法院、律協、律師事務所設立調委會。前三種是免費的,但是律師調解是收費的。             

第三,律師參與調解需要較強的專業素質,律師調解試點工作仍然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協調。



此外,合肥市交警支隊董宜斌也應邀發言,他就合肥市交通事故專業調解數據進行了匯報,2017年合肥市的交通事故案件達11萬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的不到1萬起,突出強調人民調解員工作的重大意。

(四)媒體、專家提出法律+心理家事糾紛調解創新模式并對家事糾紛調解的方法論與實踐探索提出意見。


省委黨校副博士肖月認為:平時工作主要是心理健康。接待離婚當事人的,很多都表示他們離婚有沖動性和盲目性。如果在其處理離婚中有咨詢師的陪伴會很好,讓其理性的離婚獲得自我成長,避免在另一斷中復制。


省婚姻家庭咨詢師協會會長劉學林認為:律師調解的模式應該是有償調解,如果律師調解試點工作,需要加強學習掌握更加全面的知識。


雜志社副總編王睿認為:無論媒體還是社工、法律工作者都希望能做好服務。婦聯工作也在發生變化,過去都是倡導男女平等、女性維權,現在“重視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可見家庭成為一個重要陣地。家事調解應重點厘清家庭關系,突出調解員的作用,因為其直接影響調解模式的開展。


最后,鄔欣言博士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對此次會議作出總結與歸納: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家事調解是綜融的服務過程,需要打造銜接的平臺,如政府購買服務,法律援助等各個環節。事實上,在調解當中,律師、社工、咨詢師是更加專業,調解理論很抽象,但是現實更復雜,也是事調解的難處所在。希望能夠跨領域交流,多一些機會跨地域的交流。

  1. 延伸

    (一)“大調解”現狀

    研討會結合當前大調解的背景,深入探討了調解在多種糾紛中的作用和意義,并分享了法律+心理學的調解理論、調解技巧。 “大調解”并非一個嚴格的法律概念或制度,而是為了應對社會轉型期矛盾積聚、糾紛多發而出現的一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我國調解的種類很多,因調解的主體不同,調解有人民調解、法院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以及律師調解等。在這幾種調解中,法院調解屬于訴內調解,其他都屬于訴外調解。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包括法官、司法行政人員、律師、專家學者及媒體,交流廣泛,探討內容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務經驗,會議還重點討論了律師調解制度。

    研討會通過法官、民政、婦聯、學者、律師等多方發言,具體探討了“律師調解的原則”、“律師調解工作模式”、“律師承辦調解工作的流程與規范”、“調解協議司法確認”及“經費保障機制”等內容。突出強調律師調解制度的建立是為了充分發揮律師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作用,建立由律師作為中立第三方主持調解的工作機制,完善與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商事調解等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銜接的律師調解制度,是完善我國訴訟制度的創新性舉措,有利于及時化解民商事糾紛,有效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節約司法資源和訴訟成本,推動形成中國特色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

    (二)律師調解建立的背景及意義

    律師是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力量,在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方面具有獨特的專業優勢、職業優勢和實踐優勢。近年來,我國律師預防化解矛盾糾紛、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與一些國家律師主導調解模式不同,我國律師參與調解主要是受邀參加人民法院、行政機關、人民調解組織等組織開展的調解工作,律師在參與的廣度、深度和積極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的獨特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包括調解在內的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對建立完善律師調解制度,鼓勵和規范律師參與重大復雜矛盾糾紛化解提出了明確要求。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出臺《意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的部署,日前我省廳會同省高院印發了《關于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皖司發〔2017〕78號),在亳州、淮南、馬鞍山、黃山市開展律師調解試點工作。《實施意見意見》具體規定了我省開展律師調解工作的總體要求、工作模式、保障機制等問題。

    根據《意見》部署,我省4個地市作為試點單位已經開始試水。研討會上,婦聯、民政、司法等部門負責人深入研究律師調解的背景與意義,與會律師積極參與研討也提出諸多律師調解工作的建議與期待。以上各部門將聯手協商建立起律師調解員參與社會糾紛化解機制,進一步擴大“大調解”范圍,深化律師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拓展律師業務領域,促進律師專業法律服務與調解這一中國特色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相結合,充分發揮律師在全面依法治國中的職能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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